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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花到外交官 ——记天津外国语学校英语702班付威娜
    2019/10/06 10:43    吕增禄

  提起付威娜,天津外国语学校的老校友们一定都还记得,当年那个向访问天津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献花的小女孩儿。清纯娇艳的笑容,落落大方的气质让人们知道了,她是天津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她就是从有着外交官摇篮之誉的天津外国语学校走出来的外交官付威娜。


一、走进外校 

  天津外国语学校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于1964年创建的全国最早一批的外国语学校之一,是天津市唯一以外语教学为特色的全日制寄宿学校。1965年,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付威娜被保送到这所学校的英语班学习,开启了她走向外交官的多彩人生。

   那时候,能到外校读书的都是从各个小学挑选出来的尖子生,聪敏伶俐的付威娜很快在同学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乐于助人的长处,使她成为老师的小助手。她的同桌袭翼同学说,付威娜从小就表现出不计较得失,遇事稳重大方得体的特点。



  一次上课时,付威娜举手跟老师说,”我的铅笔盒不见了,不知谁的铅笔盒跑到我书桌里来了。”此时,老师看见班里的三个小调皮,朱全华、袁少卒和贾雪红正在偷笑。“是不是你们干的?”老师一脸严肃。这时班里的另一个同学站起来说:“我的铅笔盒也不见了,不知谁的跑到我这里来了。”付威娜很淡定地走到那位同学的书桌旁,将铅笔盒换了过来,然后笑着回到自己座位上。再看那位同学被气哭了…...付威娜却像没事儿一样。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外语学校的正常教学,学生们又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学校寄读。 1970年,中央要求恢复外语学校教学。天津外语学校重新组建,付威娜和她的同学们又都回到外校学习。重新组建的天津外校,没有固定的校址,借体育学院、音乐学院的校舍;没有教室,在小树林里凑合;没有桌椅板凳,学生们自带马扎......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和简陋的办学条件下,付威娜和她的同学们努力学习,与学校的恢复发展一起成长。

二、給西哈努克亲王献花 

  1971年5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正式访问天津,那是天津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着外语优势的外校学生们被安排在来宾抵达的天津东站站台,组成夹道欢迎队,经过反复筛选,付威娜和韩丽被选中向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妮克公主献花。



  付威娜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外校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专门组成了几十人的献花队,全校师生精心赶制干枝梅花。记得那天同学们一大早就出发去东站集合等候,广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高音喇叭播放的“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等革命歌曲轮番播放,震耳欲聋。由天津各界组成的欢迎队伍身着盛装、载歌载舞。

  外校的献花队在站台上亲王夫妇所乘车厢的最近处,随着锣鼓点欢快地舞动着干枝梅,那幅热烈欢快的场面至今还在眼前浮动。我们穿着白衬衫,花短裙,戴着红领巾,走上前去向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妮克公主行少先队礼,献上鲜花,并陪同他们夫妇绕东站广场一周。

  事后同学们纷纷同我握手,并问我同西哈努克亲王握手是什么感觉。亲王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感觉他的手很软,一辈子再也没握过那么软的手!向西哈努克亲王献花,是我在外校经历的第一次外事活动,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更是一种激励,似乎为我的外交生涯进行了铺垫。我的同桌袭翼同学总结的非常好“美好的回忆,永远的童真,幸福的往事,儿时的骄傲。五十年前的辉煌伴随着一生的闪亮!”给西哈努克亲王夫妇献花的照片在天津各大宣传橱窗里张贴了很长一段时间。

三、同窗情深

  回忆当年在外校的学习生活,付威娜对同学们感情至深。

  她说:我们英语702班是个生气勃勃的集体。入校时从没有校舍,到借用体育学院的楼宇,大家每天坐着小板凳在树荫下上课,到再后来转战音乐学院,直到最终有了固定的校园,同学们朝夕相处,一起晨读、一起上课,一起学农、挑河泥、冬灌,一起在三九天背着背包长途跋涉野营拉练,一起排练演出文艺节目,我们一块儿疯狂、共同成长,我们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情谊至真至纯,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灿烂岁月是我最珍贵的记忆。

  这其中有我的闺蜜、活泼、性格随和又有才气的董丽娜,她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我俩总是形影不离,所以一直被老校长邓子英唤为“两个娜”;有同我在学习上总是暗暗较劲儿一争高下的冯秀梅,她也是702班留学英国的高材生;有童年时在一起打着灯笼玩耍、有着曼妙歌喉的梁慧,还有从小学外语学校就同班又同一饭桌的刻苦认真的布建国。后来我和梁慧、布建国一起进了外交部,她们也都在外交战线奋斗了一辈子。

  女生中还有憨厚漂亮的孙淑华、直言快语的大眼睛张军平、皮肤粉白的陈鹤梅、泼辣的顾新英、小不点儿王丽军、大辫子张静娴、甜美又娇滴滴的钟美玉,孙淑华、韩伟、刘秀銮则都有些大姐姐的范儿。那时男女生很少说话,但男生中也是人才济济,并逐步展露头脚,不少人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创造了辉煌业绩,令人钦佩!

  外校的美好回忆实在太多,说几件趣事吧!我记得我、董丽娜、张军平和其它几人曾在雨后去抓蛤蟆,放在盆里观摩,我教她们学游泳。一次我们沿着体育学院的湖堤走,由于湖堤被水淹没,董丽娜没看见下沉的台阶,差点儿淹着。还记得,外校刚复校时使用的是老外校的床板,那些床板被搁置在仓库中数年未用,滋生了很多臭虫,我们一复校,臭虫们终于可以美餐了!大家睡觉时都被臭虫叮咬着,而我和丽娜则是臭虫叮咬的重点,天天被咬得满身大包小包的,所以我俩不得已经常利用周末从家里往返几个小时去体育学院喷药打臭虫。

  记得在工农联盟农场劳动时,正值盛夏,干了一上午农活的我们在院子里吃包子,看到农场职工的家门口吊着两辫蒜,不知哪位男生要了来吃,结果男女同学争先恐后,一会儿两辫蒜就全光了。有人吃了一、两头蒜,听说下午胃就疼了,我也吃了半头多,那是我吃包子最香的一次!记得那年我们学着种土豆,农场职工教大家把土豆长芽的地方切割下来,但周围要多留一些土豆肉以供栽培,结果可能大家都留少了,拜我们所赐,那年的土豆长出来的很少!

  我们英语702班是个团结友爱,努力拼搏的集体。女生的舞蹈在学校获过奖,男生在体育赛事中赢得优异成绩,大家都为班集体争光添彩。

四、野营拉练

  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可野营拉练对同学们来说,那却是一道坎。

  付威娜回忆道:野营拉练恐怕是69和70届的同学难以忘记的,对我更是刻骨铭心,因为拉练时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1972年的冬天,为了锻炼学生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和体魄,学校组织军事化的野营拉练,那时的口号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寒冬腊月里到农村拉练20多天,大家每天顶着刺骨寒风、举着红旗、高喊着口号、背着打成井字的背包和挎包行走数十里地,每到一地借宿老乡家中,自己挑水、生火做饭。记得大家是分成几组轮流做饭,就是那时我学会了包菜团子。由于天天行军,每个人都累的精疲力尽,许多人脚上磨起了泡,但大家都咬牙坚持,没人肯坐收容车。记得英语703班的张卫华和董建方竟然还往背包里加砖头,给自己压担子。

  拉练的最后一天,大家走了70多里路终于返回学校,之后又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那晚我同往常一样同我三哥睡在一个房间,靠的是家中垒的蜂窝煤灶取暖,以前没有问题的我,那晚却因身体极度虚弱,煤气中毒并险些丧命。当我后半夜起夜时感到极度难受,挣扎着蹭出房门后就不醒人事了。昏迷了很久并被我母亲抢救过来后,周围已围了许多邻居,而与我同睡一屋的三哥却什么事儿都没有。那晚如果不是我起夜的话,恐怕我的年轻生命就已定格在那一瞬间了。这就是野营拉练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让我明白了生命的脆弱!

五、留学伊朗 

  在外校读到三年级时,外交部到学校挑选留学生出国深造。付威娜和其他25名同学被选中,离开外校,到外交部参加出国培训。培训后被派往伊朗学习波斯语。怀揣着祖国的信任和理想,付威娜来到有着中东小巴黎之誉的伊朗。

  回忆留学岁月,付威娜不无感慨地回忆道:站在首都德黑兰的街头,看着高耸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各种高级轿车,穿着超短裙和松糕鞋的摩登女郎以及夜幕降临后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时,我明白了这就是出国培训时反反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大染缸”。我们必须要拒腐蚀、永不沾!这一圣训确实被我铭刻在心,几十年矢志不渝。

  德黑兰虽然繁华,我们虽然吃住不愁,能出国留学在当时又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啊,但我们的留学生活却有着另一番的艰辛与煎熬。第一年我们作为学习员,住在使馆,前三个月请老师教课,靠着一本波斯语英语字典学习,因为当时还没人编写波斯文中文字典。我们除了出去上课,饭后在院子里走动走动,其它时间就只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那时没有国内电视可看,当地电视也不让看,而且我们被告知不得干扰使馆人员的工作,这样的生活如同被软禁一般。那时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能带配偶随任,所以被戏称为和尚庙。使馆当时只有大使和武官能带夫人。生病了,想家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小小年纪多次躲在被窝中哭泣。

  留学四年与家人唯一的联系,就是每隔50天左右信使带来一封家书,那时没有电话,更别奢望回国探亲。三个月后,我们到外面的语言学校继续学习,需要每天乘车穿梭在被汽车尾气严重污染的城市中,司机开车飞快的如同开过山车,对在国内很少乘车的我实在无法忍受,每天坐车往返学校与使馆我都会晕车呕吐,天天如此。这样的生活对意志是一种很好的磨练!

六、学以致用

  苦读一年后,付威娜迎来了第一次的实战机会。1973年9月,规模超越历届的第七届亚运会在德黑兰举行,这是中国在恢复了亚运会合法席位并时隔20年后首次派出的阵容庞大的代表团,付威娜和另外两名留学生作为翻译同代表团一起进驻亚运村。

  担任中国乒乓球队随队翻译的付威娜,全程陪同徐寅生副团长、李富荣教练和梁戈亮、张力、郑怀颖等男女球员们,从会谈到生活翻译。这中间尽管闹出过一些笑话,但还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一个月的锻炼、陪队经历以及与队员们的友谊令付威娜终生难忘。在后来的为参加德黑兰国际进出口商品博览会中国参展团做翻译的两个月中,她经历了从搭建展台、布展到讲解、接待客商到最后撤展的全过程,学以致用,锻炼了才干。

  付威娜说:1974年10月我们几个”笼中的鸟儿”终于放飞了。我们同北大波斯语的几个学生一起作为第一批公派交换留学生进入久负盛名的德黑兰大学文学院学习。由于就读的是外国研究生班,课程内容直接进入到伊朗著名诗歌散文的学习,这对只学习了一年波斯语的我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悬梁锥刺股般的苦读,孜孜不倦每天坚持到深夜,终于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德黑兰大学学习期间,我同一名伊朗医学博士生同住一个房间,得到了她很多帮助,并成为了好朋友。

  付威娜对紧张艰苦留学生涯深有感触,她说:那时留学的奖学金除饮食花销外要全部上缴,每人每月只有1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只够在使馆小卖部买一管牙膏,有些日用品要家人从国内捎去,因此大家都非常勤俭。使馆对留学生的管理极其严格,要定期到使馆汇报和学习,不能谈恋爱、那个年代更没有打工的概念,全部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三年的学习期满后,尽管很想家,为了能更好地夯实语言基础,我选择坚持多学了一年。四年的留学生涯培养并锻炼了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毅力。

七、飞来横祸 

  一路顺风顺水,扬帆起航的付威娜遇到有生以来的一个大祸。 

  她追忆道:本该一帆风顺的我,却受到上天特别的眷顾,让我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刻骨铭心。1977年6月,结束留学生涯我回到国内,被安排到位于北京郊区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 

  干校的同事们大多来自外交部各司局和直属单位,我被分配在炊事班主食组,炊事班的党支部书记是当时的东欧司副司长郗照明。那时,我们每周才能回城里一次,大家每天除了政治学习就是为五七战士们做一日三餐,干得热火朝天,还不忘猜谜语,讲故事。

  1978年的1月9日,是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炊事班数百米的大厅里滴水结冰,寒气逼人。为了能让外出的同事们回来吃上热面条,已经值了一天班的我,不顾疲劳地帮助下一班的人压面条。第一次独立操作压面机,天寒地冻的手被冻得没有知觉,不慎将左手卷进了压面机。顿时疼痛难忍,我当机立断迅速将压面机停了下来,并又开倒车将手倒了出来。这时,郗照明副司长闻讯从锅炉房赶来,立即派车将我送往积水潭医院。

  医院里人满为患,我被安排在已摆了不少病床的走廊里等候。4个多小时后,一位实习大夫给我做了手术,手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被截掉了左手的无名指、小拇指和中指的一节。术后医院没有安排床位,我住进了外交部招待所。第二天,在天津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工作的父母把我接到天津,得到了很好的后续医疗。

  外交部政治部通报表彰了我在干校期间的优异表现,还专门印发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专刊”。

  这次劫难对付威娜打击巨大。她说:这一痛苦经历使我终身难忘。手残了,我不再无忧无虑,也不再能尽情发挥舞蹈才艺,有时还会遭受别人投来的异样的目光,活泼开朗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受伤的心,恋爱结婚乃至生活,也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但我没有被击垮,没有怨天尤人。在那个年代,我一直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激励自己,我的意志力更加坚强,从不畏惧任何艰难困苦,更能够处变不惊,从容笑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十分庆幸伤残的是左手,因而没有影响到我外派到驻外使领馆工作。这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最惨痛的人生一课。

  外交部的同事被她的坚强毅力所打动,佩服她这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外交新兵.....

  八、披荆斩棘

  回忆起她的外交生涯,付威娜深有感触地说:外交职业是令许多年轻人向往的职业,特别是中国的外交官,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他们更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殊不知在他们纵横捭阖、折冲樽俎的背后,在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面却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与痛苦和常人难以想象的苦辣酸甜。 



  几十年的外交生涯历历在目,付威娜回忆道:自从学习了波斯语,注定我这一生都要同伊朗结缘。在长达40年的外交生涯中出国常驻了六个任期,其中三任是在伊朗度过的。另外三个任期分别在香港、纽约和伊斯坦布尔,退休后还在印尼的棉兰随任了一年半。

  1978年夏,我首次派驻伊朗使馆工作。当时的巴列维政权经过十几年的白色革命,经济上突飞猛进,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政权貌似巩固,实则岌岌可危。刚到使馆工作的我就遭遇了始料不及的伊朗内乱。1979年2月,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霍梅尼上台执政。我当时在使馆调研室工作,每天听着街头巷尾的零星枪声,整日看着市中心燃烧汽车和轮胎冒起的浓浓黑烟,但只有三人的调研室里紧张的容不得半点儿喘息的工作节奏让我根本无暇去想我们是否安全。

  我们每天收听当地、美国之音和BBC广播,浏览当地各主要报刊,摘要翻译主要新闻,从连篇累牍的伊朗主要人物的讲话中节选最重要的言论翻译成中文,我和另外一位英文的同事每天上午都要出一份多达十几页的简报,那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写并用手工的酒精印刷机一页一页地印出并装订后分发各个处室,每天都要忙到下午两点多才能吃午餐。下午和晚上依然是调研和向国内报情况。

  1980年9月,伊拉克和伊朗开始了长达8年的战争。德黑兰虽然远离边境,但战争伊始就遭到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袭击。1988年2月至4月的导弹袭城战更是惨烈,每天空袭警报拉响数次,紧接着就是飞毛腿导弹的狂轰滥炸。在这三个月中,伊拉克向德黑兰发射了数百发导弹。每天都有房屋被导弹击中,甚至整座楼被击穿,城市中到处可见残垣断壁,救护车的鸣叫声不绝于耳,百姓死伤不计其数,我们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在两伊战争期间,我们使馆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连个掩体或战壕都没有。刚开始,警报一响,大家就往开阔地带跑,晚上集中在地下室打地铺睡觉。后来发现由于伊朗建筑构造的不同,楼房如果被导弹击中,最难逃生的就是地下室。于是,大家就找使馆院落里的库房、废弃的平房睡觉。一天晚上,一枚导弹带着火焰呼啸着从我们头上飞过,在两里地外爆炸。使馆人员都跑到院子里掩藏,院子里只有树木,根本无处藏身,真是命悬一线。

  为了馆员的安危,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伤亡,根据国内指示,馆党委安排女同志撤到德黑兰北部山区。我是波斯语干部,和外校691班的刘爱忠一起在办公室工作。当时除了日常工作外,买任何紧俏商品,包括汽油、乃至食品都要向伊朗外交部打照会,审批同意后才能买到。如果我撤走了,无法想象他一个人怎样承担得了那么多的工作,我自告奋勇留在使馆坚持工作。那时的我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出国前培训的重要一课就是如何面对生死。“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年青的我们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的外交事业奉献一生。 

  我先生也同样经历了两伊战争,不同的是他还遭遇了更大的劫难。2015年的7月26日,位于摩加迪沙的半岛皇宫酒店的中国驻索马里使馆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使馆武警战士张楠牺牲,三名馆员轻伤,酒店所有的门窗都被巨大的冲击波摧毁,使馆所在的一面墙体被炸飞。我先生时任临时代办,恐袭发生后,他冒着四面不断的枪弹声和爆炸后弥漫的硝烟,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抢救伤员、清点人员、对外交涉、研判形势,及时准确无误地向国内报告形势并提出合理化建议,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余下的16名馆员和武警战士的安危,他们荣获了集体三等功。

  我身边还有许多这样的外交人员的励志故事。1973年,和我们同一批出国留学的上海外校的符华强,23岁在乍得使馆工作期间帮助馆內同事撤离时曾被流弹击中,当时只知道耳朵被击穿,时隔23年后才发现身体内还埋藏了一颗3.5厘米的子弹头。 

  身为外交官要应对许多挑战,除了战乱、恐怖袭击(我常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时,我馆就曾遭到东突恐怖势力的围攻)、枪击绑架的威胁,还有自然灾害、水污染、核辐射以及高原反应和疾病的困扰。我驻外240多个使领馆中有60多个处在条件艰苦国家,非洲34个馆处于流行病高发地区,疟疾、伤寒、霍乱时刻威胁着外交人员的身心健康。外交官因公殉职的也并不鲜见。常驻伊朗期间,两伊战争激烈,使馆的政务参赞黄正友工作时突发心肌梗死,长眠于德黑兰。外交官经常与家人、子女长期分居,孤独寂寞,许多穷国、小国,甚至岛国,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个小馆有时只有两三名馆员,常年在那样的环境工作,极度考验着一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中国外交官的收入并不高,所以还要耐得住清贫,禁得住各种诱惑。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只有真正热爱外交事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才能为之奋斗一辈子,无怨无悔。



  2001年9月,我赴纽约总领馆探亲还没有结束,但放心不下处里的工作,执意提前几天回国,我先生拗不过我,只好将我的机票改签到9月11日。那时纽约总领馆正在进行翻建,馆员都搬到了新泽西州住,按常理我应该搭乘纽瓦克机场起飞,后撞向五角大楼的那个航班。但由于大家已习惯从肯尼迪机场出发,于是按惯例,我还是选择了肯尼迪机场,这使我躲过了一劫。当天由于天气原因,本应直飞境外的航班,被安排绕道飞到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转机。当抵达孟菲斯并已转乘另一架飞机后,机场通知所有飞机不能起飞,机场封闭了。然后才知道发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机场电视不断滚动播放着恐袭的场面,感觉像是发生了世界大战。几十架航班滞留机场,机场乱成一团,美国通讯联络全部中断。

  最令我头疼的是我当时还带着到领馆探亲的两位母女一起回国,她们不懂外语,随身还携带了12个超大号行李箱,加上我的一共13个。接下来我们三人的吃住行都成了问题,最困扰的就是那些箱子。那时我的外交官身份以及我的超强应变和交涉能力发挥了作用,在总共携带美元不足100元的情况下,反复交涉后机场方面终于同意我们把箱子存放在库房。下午终于与纽约总领馆取得了联系,并在晚上找到了酒店,此后的几天里还得到了当地侨胞的协助。而其他许多旅客,包括不少美国人只能数日滞留在机场。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全球战略,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对我则是难以忘却的记忆,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既定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的重要意义。 

九、儿女情长

  身为外交官,尽管他们在风云变换的国际舞台叱咤风云,但在那坚强的外表下也有着一颗柔软的心。作为一个女儿,一个母亲,付威娜要扮演好多种角色,然而演好这些角色谈何容易。

  付威娜深有感触地说:为了这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和担当,我们不能儿女情长,也无法忠孝两全。我第二次去伊朗使馆常驻时,两伊战争正处在白热化阶段,我儿子当时还不到三岁,一想到即将与儿子分开,我就会以泪洗面,儿子也抱着我啪嗒啪嗒掉眼泪。在使馆的日子,我是天天盼夜夜思,盼望着每隔50天左右的一次信使带来那厚重的家书一封,真是家书抵万金啊!每次等到半夜两点也要等。家中70多岁的老父亲总是用他那颤抖的手一笔一划的记录着我儿子的成长变化,每封信都要写上十几、二十几页纸。每次来信我都是百看不厌。我们这一代外交官以前是不允许带孩子出国常驻的,如果夫妻二人都出国的话,只能将子女交给老人抚养,或将孩子寄养在亲戚家中。错过了陪着子女成长的重要阶段,以致不少子女与父母感情淡漠,身为外交官的父母大多对孩子心存歉疚。 

  自从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结婚做了母亲后才真正感受到父母为常年在外奔波又面临各种风险的女儿的牵挂。1979年11月4日,伊朗扣押美国人质危机发生后,信使无法到达德黑兰,我们在使馆连续几个月与国内的家人断了通信,那个年代,除了书信没有电话、电子邮件,更没有视频,外交人员两年才有一次回国探亲的假期,家人在国内是怎样地度日如年。当父母年迈生病时我们更是无法在床前尽孝。

  2004年夏末,我在常驻纽约总领馆期间回国探亲。当时我那86岁的老父亲因病已经抢救过数次。探亲假就要结束了,他眼看也拖不了多少天了,可我就是无法张口向干部司和总领馆请假。我强忍着泪水与父亲告别,抱着病床上的老父亲久久不愿离去,我知道那就是与父亲的生死诀别。就在我返馆后不到半个月,父亲就病逝了,哥哥们知道我无法回国,料理完后事才通知我。

  2001年,我母亲去世时我虽然在国内工作,但也未能为母亲送终。当时我任领事司国内领事处副处长,每天大案要案不断,天天加班,只有周五晚上赶回天津照顾住院的母亲。在她最后弥留的几天,我明知她随时可能离我而去,但从不请假的我,还是放不下主管的那摊工作,周日下午返回北京后就又照常赶回外交部加班,晚上8点多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父母离世我都未能为他们送终让我遗憾终生!

十、家风家训

  付威娜表示她的很多优秀品质缘于有严父慈母的榜样和教诲,尤其是母亲对她的影响至深。

  她说道:我母亲是农村孩子,13、14岁时偷偷跑出家当兵,没上过学的她直接去读抗联中学,之后又上了白求恩大学当了一名军医。一直随部队行军打仗,并在部队生下我的三个哥哥。是部队培养了她,朴素的她拼命工作,想着要回报党和人民。她性格爽朗、大方热情,当医生的她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我总记得她半夜被叫醒出诊给人看病。她周围的同事和街坊邻里都十分敬佩我母亲的为人。正因为我有这样一位母亲,她和我父亲对我们子女的言传身教让我们终生受益。 

  她深有感触地说:新中国的一穷二白体现在许多方面,造就了我们这代人。那个年代无论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穷也好、富也罢,其实差距不像现在这样大,虽然我父母当时算是收入高的,但子女们依然都很艰苦朴素。记得在体育学院时,14岁的我穿着自己裁剪缝制的一件粉色小白花的衬衫去学校,引来了同班女生们的羡慕。虽然我住校,但暑期跟家人学习了点儿手艺,并得到母亲的支持,于是拿出7寸布票一尺的布让我练习做的。留学期间自己也是偶尔拿出一点儿钱自己做几件裙衫。工作后,也常自己设计、裁剪缝制连衣裙或上衣,款式新颖独特,穿在身上精气神十足。出国留学前,我和傅莹都住在外交部招待所,我给她裁剪过一件短袖衫,不知是否能穿,练手的,一直没问过她。有的前辈甚至对我说,你没当设计师真有些遗憾。 

  付威娜对父亲的严苛深有体会。她说:我父亲从小学徒刻钢板,所以写的一笔工整的仿宋体,学徒期间还要学擀面,所以我的仿宋体受父亲的影响写得还算不错,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和面时做到三光:手光、面光、盆光。父亲经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来教育子女,要求我们不能将米粒掉在餐桌上,还要做到“食不言,睡不语”。吃饭时一不留神,脑袋上就会被父亲的筷子狠狠地拍打下来。小时候父亲经常跟我们讲他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教书和部队在晋察冀边区抗战以及抗美援朝的事情,教我唱抗大校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每每回想起父亲唱歌时心潮澎湃的情景我就潸然泪下,这些歌词已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并一直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      我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利用职权为家里办过什么事儿,作为儿女也都从未沾过父亲的什么光。反而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他呵斥我大哥。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拿回扣已是很普遍的事情,一个周末,我回天津家中,听到大哥跟父亲汇报说他出差采购时人家给了他八百块钱。这下可令我父亲勃然大怒,命令他上班后立即上交工厂,我大哥辩解了一下,父亲严厉地教训到,别人怎样做我管不了,但你就不能这样做!



十一、教子有方

  正是因为承传了父母的优秀品格,付威娜也像父母那样教育自己的孩子,言传身教,努力把唯一的儿子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材。在孩子上小学后的关键几年,付威娜选择留在国内,亲自带孩子。那个年代大多是独生子女,一般都不让孩子做家务。而她从不溺爱孩子,认为要想孩子成才首先要学会做人。抓教育的同时更注意品德教育和全方位的培养,也就是当时强调的德智体美劳。

   付威娜说:我们家不知何时形成了个教育模式,每个学期父亲都会找儿子长谈一次话,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和努力方向。当然发现问题时也会及时纠偏,而平时的教育则是我抓了。从小学三年级就有目的地教他做饭,以致出国留学时他还为室友们做饭,搞聚餐时都是他指挥并带领大家一起干。业余爱好也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他小学时选择了电子琴(那时家里没有学钢琴的条件),并坚持了几年,直到将业余六级考完。因为我们要求他无论学什么都不能半途而废,学习电子琴不仅仅是进行文艺熏陶,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他做好一件事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那时社会上已经开办奥林匹克数学班,但我们没有要求他参加。没参加过任何课外班并未影响到他各门功课的成绩。小升中时他放弃了保送上陈经纶中学的名额,自己四处找卷子做题。

  我从香港回国时,他已经完成了小升中考试,最后考上了清华附中。由于从小严格要求,他一直是尖子生,中队、大队委员,在全校带操,还担任鼓号队指挥。初中和高中期间,因为住校,这对他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是个挑战,他也经历过逆反期,甚至成绩下滑,作为家长我甚至也被老师叫到学校去过。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必要的经历。

   他在高三时正赶上允许外交人员带子女出国,他有幸到了纽约。得益于国内良好的基础教育,他极快地适应了美国的高中教育,成绩一路飘升。他大学选择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大一时就因数学成绩突出被老师聘为助教,他用了三年半时间获得了应用数学和经济学双学士,研究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运筹学专业。他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几次利用寒暑假到社会上打工磨练自己。当时尽管政策并不允许,但我并未阻拦,我认为这更能够让他接触到美国社会的底层,让他体会到华人在美国生活的艰辛。

  他到美国之后,我们非常重视他的思想教育,要求他要了解国内发生的大事,要求他遵纪守法,我们还经常结合华人社区的情况以及发生在侨胞、留学生身上的一些领事案件对他进行警示教育。由于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更能体会到中国外交官工作和生活的艰辛,更能理解父母的不易,更加珍惜留学的机会。那时驻外人员还未实行工资改革,无论怎样省吃俭用也难以供养一个孩子留学的开支。在孩子本科毕业即将考研的时候,我也正准备在纽约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当时因不知国内能否批准我在当地手术,如果不批准,我要么自费进行手术,要么回国手术,国内手术的水平同美国存在不小的差距,所以我当时非常纠结,担心国内不批准我在当地进行手术,整日愁眉苦脸。因为如果自费进行手术,就算花掉所有积蓄也还不够手术费用。同时也意味着孩子无钱继续读研。因为美国的奖学金只给那些在美国以外申请赴美读书的学生,已在美国的华人华侨子女,包括外交官子女都无法申请到奖学金。而我孩子知道后一直安慰我,让我不要发愁,并说,即使自费也要在当地手术,并不让我为他的学费操心,说学费他自己想办法。最终国内批准了我的手术申请。他又为我能找到最好的医生,开车带着我逐一去看医生。当定下医生后他上午跑前跑后安排我住院事宜,下午又背着我按医院要求,去医院为我提前献血,以备手术时为我输血,因为我的身体条件不允许我为自己提前储备血浆。孩子的举动让我既心疼又欣慰,感到他确实长大了。我手术后两个月就回国了,他也同时收到几所常青藤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为他操心,初到纽约时,我们曾对他约法三章,第一不能吸毒;第二不能同外国人谈恋爱;第三学成之后可以短期在国外工作但最终必须回国发展。谢天谢地,他终于如我们所愿,研究生毕业后通过了国家开发银行严格的笔试和面试,最终入职该行。我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远超出人的想象。多年来因耳濡目染父母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以及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夜以继日加班的情景,我儿子自然也养成了勤奋好学、和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难怪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呢。我的这些教育孩子的体会希望对外校的校友们能够有所帮助。 十二、外交历练

  走出外校大门的付威娜,经历了在伊朗留学,在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工作,在外交部工作时间达40年之久,从国内外多个角度看世界,看中国,见证了中国外交事业的成长壮大。作为外交官的付威娜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几个重要事件讲述外交工作的一个侧面。

  付威娜说:我们这代外交官生在新中国,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也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亲身经历了40年来祖国外交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而我本人更是见证了近20年来领事工作的大发展。数十年的外交生涯说易行难,充满了考验与挑战,但我们这支“文装解放军”发扬光大了外交队伍的光荣传统,始终牢记周总理的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禅精竭虑,勤奋工作,忠于职守,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家国情怀,责任与担当。

  路过朝阳门的人都会看得到外交部大楼的许多办公室昼夜灯火通明,许多人在那里挑灯夜战。进入本世纪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对领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领事工作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并逐渐进入了外交漩涡的中心,通过近些年的大规模撤侨行动,国民对领事工作特别是领保工作的认知程度和要求越来越高,领事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我2002年之前在领事司国内领事处任副处长,负责指导各省市外办妥善处理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各类涉外领事案件,参与了不少大案要案的处理。

  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我在第一时间被通知立即赶赴海南处理事件。因责任重大,部领导提升了人选级别,最后委派领事司主管副司长范振水前往陵水机场在中央和部领导的直接指挥下,与美国人交涉谈判。从中不难看出,外交工作有时需要从领事层面出面做工作。

  2001年国庆,我陪同主管副司长一天之内紧急召见9个西方国家的大使,就其支持法轮功在天安门滋事事件进行交涉;2001年开始发生的朝鲜人在西方势力的怂恿下闯入外国驻华使领馆寻求政治庇护的风波,一波接一波。由于这种案件无先例可循,十分敏感,如何妥善应对,对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的问题。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乎天天与有关部委深夜开会,会后紧急上呈书面请示,一两个小时内处理意见必须经部领导审批完毕,以便次日执行。这不仅对处里参与办案的每位同事都是严格的实战考核,也是对我的协调组织和作战能力的极限挑战。

  我2002年至2007年在纽约总领馆工作五年,主管华侨华人工作和领事保护工作,后担任侨务组长。美东地区华侨华人100多万,华人社团工作异常繁重。除正常工作外,多的时候一天还要参加几场活动,重要的活动哪怕是半夜才结束,回馆后都要赶稿子,配图片,经馆领导审批后还要立即上网发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之后,领事保护工作任务越来越重。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因私出国人员的总和只有21万人,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民出国呈井喷式增长,2001年,全年出境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截至2018年已接近1.5亿人次。随着出国旅游、留学、探亲访友、移民、经商、考察人员的大量增加,各类大大小小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分分钟都在发生。除了近几年少数馆增加了个别编制外,多数馆的人员配备仍停留在1994年的定岗定编人数。所以当初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事情多,且人力、财力都还无法保障,整天像救火队员一样,苦于应付。

  2003年的4月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15号公路上因雪天路滑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导致湖南高校一个13人的访美代表团中的7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得知消息后,我和教育组的一名领事拿着刚领到的手机,冒着小雪路滑的危险驱车数小时于当夜凌晨两点才赶到医院,并与随后赶到的张宏喜总领事会合后紧急开展工作。我们确认死难者身份,敦促美方尽一切可能救助伤员,安置生还者,向国内通报情况,安排国内人员和家属赴美事宜,应对媒体和外界舆论,协调当地华侨华人。之后只留我一人在当地坚守工作,每天处理大量善后工作,包括敦促美国务院和各有关部门配合,协调安排国内有关人员紧急赴美以及举办追思会事宜,同殡仪馆、医院联系交涉,妥善保存遗体,安排好伤员的救治与陪护。当时领保人员没有配备电脑,每天只有夜里才有时间将有关情况和建议手写报告,然后传真到总领馆。我单兵作战11天,每天最多睡4、5个小时,最后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张总领事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时专门对我提出了表扬。

  在美工作的五年,因为大部分时间从事领事保护工作,要求是24小时待命,经常是回家后正在做饭就不得不立即停下手中的活,赶去处理突发事件。五年里我处理最多的是非法移民的遣返,去的最多的是殡仪馆,有时还要驱车去外地探监,出席庭审,包括处理中国大唐电信两名中国工程师被FBI逮捕、中国女商人赵燕在水牛城被美国警方殴打的案件,到精神病院安排病人回国等等。在处理湖南省高校代表团车祸时,中方首先要确认死者身份,停尸房很小,里面摆放了7具尸体,必须挨着停尸车进去。我陪同总领事进去,第一次和尸体离得这么近,心里虽然也感恐怖,但在美方媒体的镜头下认真确认了死者的中国公民身份。在之后的11天里,我住在美方安排的一所医学院的校园里,以方便就近照料两名重伤员。我一人住在一层楼,入夜整幢宿舍楼见不到人影,隔壁房间就堆放着死难者的遗物和血淋淋的照片,晚上去厕所还要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对一个孤身的女性这的确有些恐怖。那时候,我考虑的只是如何完成好工作,让逝者早日安息,让他们的亲属得到最大慰藉,让伤者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说真的,外交官在国外工作的压力和紧张程度是许多人难人以想象的。一个合格的外交官就是要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战场,你就要冲锋陷阵,这是职责使然。

  2008年,我在阔别伊朗19年之后出任中国驻伊朗使馆参赞,同时兼任办公室主任、领事部主任并主管建馆工程,这是我工作以来经历的最紧张的四年。办公室手下只有俩兵,领事部也只有两名副领事和几位内聘人员,靠着大家加班加点,在特殊国家完成了异常复杂的大量工作,签证量从6万上升到12万多。那时不少伊朗人半夜裹着被子就在使馆门口排队等候着申办签证。而使馆建设是从打地基到建成搬迁,我不仅主抓,而且亲自前往伊朗外交部、市政府、水电、绿化部门进行交涉,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我还经常参加工程例会,在凛冽寒风中到现场指挥伐树,在大年三十到工地慰问工程人员,岁末代替工程组写馆建工程年终总结,以至于外交部行政司将该总结在司内传阅学习。自己的亲力亲为保证了馆建工程如期圆满完工。

  我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二十多年里一直靠服药坚持工作,由于在纽约期间超负荷的工作,致使病情不断加重,以致最后无法行走。由于我工作表现突出,总领馆报请外交部特批在纽约做了左腿髋关节置换手术,而一般外交部仅批准突发急病的情况下在国外做手术。到伊朗使馆工作更加繁重,三年后只能坐轮椅回国,并再次做了右腿髋关节置换手术,手术后仅三个多月就又重返使馆工作岗位。

  前些年,外交部曾就外交人员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使命、奉献”进行过热议。真的,当你一旦选择了外交工作,你就要将此作为奋斗一生的事业,你要有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经得住各种艰难困苦,不忘初心,矢志不渝,不辱使命。当然如果要问女外交官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只能说,她们更为不易。

  2016年,我的外交生涯终于圆满落幕,当然此后又作为随任配偶在印尼常驻了一年半时间。有人退休了可能还不适应,但我终于可以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怕有突发事件的发生了,再不用半夜起来处理突发案件了。40年来,我们这代外交官承上启下,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完成了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并使薪火相传,我无怨无悔。我特别要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没有母校就没有我们光辉的人生。

  在退休仪式上,外交部长王毅颁发的荣誉证上写到:“您长期在外交战线辛勤工作,为国家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对我一生外交生涯的褒奖和概括。

十三、退而不休       

  退了休的付威娜仍然坚持学习,乐观向上。她在随任期间充分发挥自己擅长华人华侨工作的优势,广交侨界朋友,提高华人对祖籍国的向心力。即使是回国后,只要华人华侨朋友找到她,她仍会热心相助。她还经常发挥自己的专长,为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帮助的朋友们义务提供领事方面的咨询。不少前几任结识的侨界朋友至今都很怀念她。

  回到国内,她加入了老外交官合唱团,弥补过去因忙于工作而无暇学习和提高歌唱能力的遗憾。她每年都到湖北恩施万家台疗养庄园治病,在那里她充分发挥余热,团结病友,互助互爱,在病友们中间树立积极乐观的形象,鼓励大家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她积极支持并配合院长和工作人员的工作,出谋划策。作为老病友,发挥带头人和传帮带的作用,积极参与筹备文娱及庆典活动,组织病友们参加劳动,提高病友们的主人翁意识,在院长的带领下,同大家一道,努力打造一个和谐友爱,充满正能量的大家庭。她还克服病痛,开始学习瑜伽。她说退休之后她的战场已经转移,现在要面对的是如何克服疾病的困扰,战胜自己,永葆年轻的心态,积极向上,坚强、乐观地生活,发挥余热,向社会传播正能量。她仍然待人真诚,助人为乐;她仍然乐观阳光,意志坚强,外交部的同学们和使馆的同事们都一致称赞佩服她的坚强毅力,阳光豁达的性格。

  同窗好友董麗娜說:“我和付威娜在外校共處這些年一起吃飯、一起出黑板報、一起排練舞蹈、一起背題備戰考試,形影不離。畢業後各忙各的,有时好幾年都見不上一面,但心裡都一直惦念著對方,並保持著聯繫。我倆都非常珍惜我們之間的友誼。在北京時,付威娜經常來我的宿舍和我家,見面時也總有說不完的話。後來即便我搬去新加坡、香港、甚至在美國波士頓只要有機會她都會來我家敘舊。她所寫的故事我大都聽她講過。付威娜一向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無論在是面對困難,還是面對疾病都從不退縮。这几十年的外交生涯十分不易。我真的非常佩服她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和頑強拼搏的精神。”                                     

  付威娜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和多年的外语学习,给了她了解世界更广阔的视野,也给了她亲历各类国家,多种社会体制,实地感受错综复杂国际关系的机会。她到过许多国家,亲历了9.11,回归前的香港,两伊战争......出生入死,惊心动魄。她战胜了艰难险阻、见证了祖国的崛起,纷繁复杂国际关系的角逐,中国外交拓展的艰辛。 

  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付威娜不辱使命,为国出征。自古忠孝两难全,为了祖国,她像父母一样,党指到哪里,她就打到哪里。大鹏展翅,志在高远......  

  宝剑锋从磨砺来,梅花香自苦寒来。付威娜是我们的同窗,是我们外校的校花,是从外校走出国门,久经历练,为中国外交事业贡献聪明才智的外交官。 在庆祝母校建校55周年之际,我们重温母校的光辉历程,重温外校老师们付出的的艰辛,同时也重温我们外校同学的火红的春春与青葱岁月的清纯。 在那美好温馨的记忆里,有你有我,有她/他……

  题记:作为付威娜在天津外校的同学,曾与她邂逅在驻罗马尼亚使馆。那是1981年的春天,我正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有一天,同在使馆工作的傅莹(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驻英大使,全国人大首位新闻发言人) 问我认识付威娜吗?我说,当然认识,她是我们的校花啊。傅莹说,付威娜在罗马尼亚转机回国,现在就住在使馆招待所。与付威娜见面后得知,691的刘爱忠也和她一同到伊朗留学并在使馆工作,我自豪地感叹母校确是外交官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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